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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国教育家智澄 数千难童喊他“智妈妈” 文章来源/华商报 推介/智喜國  

2011-03-31 06:54:20|  分类: 家族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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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国教育家智澄 数千难童喊他“智妈妈

 

核心提示

  当一个人走进另一个人的心底,当一个人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紧密相连,他,便跨越了生死的界限,不再老去。他满含爱意的笑容永远地定格在了1939年至1949年的那段岁月。

  

他,西北儿童教养院院长,一个把智慧、勇气和爱无私奉献给3000多名难童的杰出爱国教育家。

  一次,一个学生因麻疹感染,医治无效死去。智澄院长抱着孩子,痛哭流涕,全身颤抖,老师和保育员们见状也不禁大哭,一时间,学生们都哭了,其中一个孩子抱着智澄喊:“妈妈,妈妈,别哭了!妈妈,别哭了!”顷刻之间,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说:“妈妈,妈妈,别哭了!”

  

“我只算西北儿童教养院的半个学生,但智澄院长是我永远的老师,是他,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……”60多年过去了,当年的难童李庆禄如今已是76岁的老人。提起智澄,提起西教院,李庆禄仍难掩激动。

  

秋日的一抹阳光静静地照在一帧裁剪粗糙的照片上。照片是黑白的,照片上,一个穿着西装、儒雅可亲的年轻人正微笑着——他,就是李庆禄老人所怀念的智澄——“智妈妈”。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,当学员们穿越时空,梳理那段岁月时,依旧可真切感受到智澄目光里的那缕温暖。

 

紫色校旗:从文效法包公,为武要学关公

  

1939年冬天,日军炮轰沁阳的前夜。李庆禄与父亲、哥哥一起偷渡逃难。那一年他年仅9岁。“船坐不下,摆渡的就让拿钱,没钱就打到河里。”上船是在凌晨,因没来得及拿钱,李庆禄也被打落在水里,幸亏会游泳,才挣扎着上了船。他说,走之前家里怕身上装钱不安全,就把一截儿小木棍掏空,把钱塞进去,然后绑在中指上。等他从冰冷的河里爬上来的时候,装钱的棍子不见了,手指也被生生脱去了一层皮。

  

到西安后,父亲不走了,要李庆禄跟14岁的哥哥去投靠汉中的亲戚,自己去投军打鬼子。李庆禄只得跟着哥哥又走了大半个月,才衣衫褴褛地来到汉中。

  资料显示,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,日军全面侵华所造成的难民已达2000万,其中难童有数十万。当时大批沦陷区百姓都越过黄河往西北逃。地理上较为封闭的汉中,一时间也聚集了很多流亡来的孤儿和难童。

  

智澄,字镜如,1904年出生于山西省忻县,幼年读私塾,后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就读,由于看不惯北洋统治的黑暗,一毕业便赴新加坡等地教授国文。北伐战争开始后,毅然回国参军,在1927年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,身负重伤。抢救途中又遭反动民团袭击被砍18刀,右臂落下残疾。

  

离开军队,智澄来到北平教书。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后,不愿当亡国奴的他带着家人逃回山西老家。一路上,看到很多难童因饥寒交迫而夭亡,他心如刀割。出于“为苦难中的民族多保留一份血脉”的想法,智澄找到国民政府的振济委员会,随后又找到了德高望重的宋庆龄。听到战后逃难孩子的悲惨境况,宋庆龄流下了眼泪。当智澄提出要收容和教养西北战争难童后,宋庆龄感慨地说:“这一重任,舍君其谁!”

  

1939年6月,35岁的智澄开始在汉中筹备西北儿童教养院。3个月后,西北儿童教养院宣布成立,12月开始收养难童。院址选在今天距汉中市区8公里的凹口寺,凹口寺是一座清代古寺,虽然破旧,但建筑结实。以凹口寺为总部,教养院在周围的吴家山、赵寨等三地还设了分部,几个部之间最近距离300米,远的1公里。

  当时教养院分1部到4部,鉴于所收难童程度参差不齐,教养院按其智力及年龄编了13个班,教养院更重视因材施教——如智澄要求教师根据难童的实际生活编选教材,目的是要“促进难童生理及心理的健全”,使孩子明礼义、知廉耻、负责任、守纪律,最终“使其能自卫卫国,自信信道,自育育人、自治治学”。

  

智澄独特的教育理念也体现在教养院的校旗上。当时的大部分学校校旗都是蓝旗白字,而西教院校旗却独树一帜,用的是紫色的。智澄给自己的学生解释说:紫色是红色和黑色的混合色,三国时关羽是一名勇武善战的武将,他忠义豪爽、正气凛然;宋朝时的包公人称包青天,清正廉明,刚直不阿,都是后世赞颂的典范。关羽是红脸堂儿,包拯则是包黑子,黑色和红色的混合色刚好是紫色。院旗用紫色,是希望大家——为武,则效法关羽,忠义勇谋,为国效力;从文,则学习包公,刚正不阿,秉公执法。

  

直到今天,学员们还对智澄的这番解释印象深刻。校旗的紫色,不仅让他们记住了关羽和包拯,更让他们最直接地感受到传统中国文化符号的深刻含义。

  而李庆禄是当年第一批被“招”进来的难童之一。

  

智院长:谦谦君子,温润其玉

  

1939年冬天,李庆禄随哥哥逃难到汉中,一听说进西教院有饭吃,就都报了名。

  “哥哥后来在一家店里当了学徒,我年龄小,上学吧亲戚又不愿出钱,就干脆冒名顶了一个叫刘生发的同学去上。”但进院不到两个月,他就被发现是冒名顶替的,于是一天早上,他被叫到了院长智澄的房间。“智澄平时很严肃,加上我自己有错,所以很害怕。但一进门,就被他拉到身边,他慈祥地说,你年龄超了,你要进来了,别的难童就进不来,还有更困难的,比你年纪更小的孩子需要入学啊!”李庆禄老人回忆,当时他只是哭,不是因为别的,而是很久没有人像亲人那样对他温和地说话了。

  

虽然李庆禄离开了教养院,但智澄却并没有漠视他的前途,他托人找到当地一家照相馆,劝人家收他当学徒。李庆禄记得,当时智澄告诉他,照相是门新兴的技术,足以谋生,一定要跟着师傅好好学。

  出于对智院长的敬重,照相馆师傅对李庆禄很好。如今,当年的学徒李庆禄已成为一位著名摄影家。说到自己的成长,李庆禄感慨万千:“在那个时代,那么小的年龄,能有一碗饭吃是很不容易的,要不是出于对于一个孩子的爱和责任心,智院长完全可以不管。”

  

近70年过去了,西教院原有的遗迹已荡然无存。能让人想起当年的,只有当年教养院门前立着的两株柏树。曾于1975年到过该院的职工侯言英说,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西教院的院子,房子很破旧,门口立着“忠孝节义礼仪廉耻”八个牌子。西教院的原址后来建起了汉中社会福利院。

  然而,时间抹去了物质的存在,却无法淡化每一个西教院学子心中的西教院。在他们心底,智澄和西教院永远珍存在他们的记忆深处。

  

现年73岁的靳世垣(当年学童,广东省畜牧局高级畜牧师)回忆,智澄院长瘦高身材,很精神,很硬朗,神情有些严肃,不过与老师、学生在一起,就很和蔼可亲。北京的张兆麟(当年学童,原西北局干部)是1943年山西五台地区鬼子扫荡时,与姐弟三人逃难到汉中的。她印象中的智澄,一表人材,亲切自然,很有种“谦谦君子,温润其玉”的态度。

  

已故作家杜鹏程的夫人张文彬也是西教院的学生。她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里,还记录了这样一段感人的往事:

  “刚进教养院,我每天含泪抱着妈妈临离别时交给我的小包袱,坐在门口,眼巴巴望着进教养院时走过的那条曲曲弯弯的小路,等着奇迹出现,等姐姐来接我离开。但孩子心是存留不住悲哀的,不久我便习惯了这种生活,而且做了一件十分大胆的事情。我另一个姐姐生活没办法,带着我妹妹张俊彬,途经汉中来教养院看我。我很可怜当时只有九岁的妹妹,为她以后的命运担忧,于是自作主张将妹妹留在教养院。

  

“那时我们住的是架子床,我正好在上层,我将妹妹藏在被子后面,每天由我和小伙伴从自个仅有的饭食中挤出一点,偷偷带给妹妹吃。后来被老师发现了,我十分害怕,但又不得不去见院长,我只顾流着泪诉说自己的过失,连头也不敢抬。不料院长走了过来,我只觉得一只暖暖的大手,落在我的头上。我不由自主抬起头怯生生望着院长。只见那浓黑的眉毛下,一双善良和蔼的眼睛,正爱怜地看着我,似乎很欣赏我的胆量。他对着妹妹说:你姐姐是个勇敢的青年。你干什么要低着头,你也很勇敢啊!院长似乎在妹妹身上,看到了一代人的苦难。他低声说‘让我来想办法,留下这苦孩子吧’。”

  

记忆深刻的“六个一”

  

那时的西教院校纪与陕北抗日军政大学的要求一样是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,每周评选一次优胜班,三角形的蓝色优胜旗由院长亲自颁发,旗上就写着这八个字;各班为了争这个旗,起床、行进、唱歌、就位,就寝,就像一个人一样;不仅“食不言,寝不语”,集合课操都是如此。

  学员们还用几个“一”来总结那时的西教院,并引以为傲:

  一片白:学生寝室是双层床,床单、铺盖一律白色;

  一口酥:除一日三餐,不准吃零食,仅中秋节供给月饼一个;

  一两肉:孩子们衣、食、住一律从简,穿粗布,三餐素食,每逢节假日每人供应肉1~2两;

  一霎时:为了战时的需要,高年级要进行特别训练——— 半夜紧急集合。有时夜静更深之时,儿童们均入梦乡,紧急集合号声吹响,一霎时整衣排好队伍,其速度之快不亚于当时的正规部队;

  一瞬间:西教儿童三年级开始军训课程,蔡永瑞老师任童训教练。平时训练有素,要求极严,步行中的“卧倒”口令一出,一瞬间,数百儿童全部按照标准姿势卧倒在地;

  

一只鞋:1941年4月4日,驻汉中的警备司令祝绍周在北教场检阅各地中、小学生,“西教”高年级组成方队进城参加,雄赳赳、气昂昂,精神抖擞,各界刮目相看。有个细节更传为美谈,一位三年级男生在主席台前走正步时,鞋子掉在地上,丝毫不为所动,光着脚随大队前进,检阅结束,才发现主席台前还有一只鞋……

  还有一次,汉中地区各小学在“教场坝”集会,中途突然下起大雨,其他学校学生都四散躲雨,而“西教”师生仍席地而坐,没有一个离队的。面对雨中“西教”师生从容安坐,躲在树下、屋檐下的各校师生,无不对此肃然起敬。

  

那时,教养院里的臭虫都是成堆出现,孩子们一觉醒来,常常被咬得浑身红疙瘩。夏天的时候,学校就把床抬到操场上暴晒,消灭臭虫。晚上,师生就把床上的竹杷卸下铺在地上睡,常常是一个孩子说想家,一哭就是一片。由于孩子们很多是战争孤儿,或者是难民子弟背井离乡,还有些是抗日军人的遗孤,年纪相仿、经历相近,一个哭了,大家都跟着哭。看到这些没家的孩子,老师只好抹着眼泪给大家炒了蚕豆,一人一把,才哄住了哭泣的孩子。

  

作为院长,智澄除了出外办事,大都住在院里,随时随地察看儿童们的生活、起居。看到很多学生体质差晚上尿床,就安排了两个尿床宿舍,男女各一。把尿床的同学集中起来,晚上由打更的老头按时叫起来。靳世垣就是当年尿床宿舍的成员之一,如今说起这些,并不觉得羞愧,而是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。

  西教院从建院起就经费紧张,冬天,教室窗户上没有玻璃,智澄就和老师糊上当地涂过桐油的麻纸,既耐用又挡风。夏天,看到孩子总被蚊子咬,智澄就让老师缝制可以十几个人在一起的大蚊帐,非常管用。

  

大约是1942年的秋天,当时有两三位低年级的学生因长期流浪不习惯教养院的纪律约束,悄悄跑了,后又被当地村民送回。晚饭过后,智澄在二部召开了全体会议,脸色铁青,神态严肃。学生们齐整地站在院子里,他讲着事情的经过,越讲越激动,说在这里有衣穿、有饭吃,还能读书,为什么还有人要逃跑呢?他责备自己没有教育好大家,说着突然在全体学生面前跪下,声泪俱下。这一举动使大家震惊,很多人流下了泪,齐刷刷也都对院长跪下。从此再也没有学生偷跑过。

  

“智妈妈”:这些孩子并非命中注定就该流浪

  所有的教育都体现出了西教院的院训“公、诚、爱”。公是要心中有国家,有集体观念;诚就是要诚实,待人处事表里如一;爱,就是要能爱国、爱他人,即所谓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其中,智澄对孩子们的关爱,便使他成为了数千名难童心中的“妈妈”。

  一次,初年级的学生小胡因麻疹感染,医治无效死去。智澄抱着孩子,痛哭流涕,全身颤抖,老师和保育员们见状也不禁大哭,一时间,数十名初年级的学生都哭了,其中一个孩子抱着智澄喊:“妈妈,妈妈,别哭了!妈妈,别哭了!”顷刻之间,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说:“妈妈、妈妈,别哭了!”从此“智妈妈”三个字竟取代了智澄院长的名字。

  

随着战事的发展,国民政府已越来越顾及不到这个汉中的西北儿童教养院。为了节省开支,学校学习用的课本高年级用完低年级接着用,一年传一年,几乎完好无缺。而本子则是土产的毛边纸。那时,孩子们早上吃的是豆渣和米的混合粥。中午有杠子馍,一人一个。一个星期积累下来的锅巴,就吃一次锅巴菜稀饭,饭中有菜,偶尔有若干油花、葱末,便算是每周一次打牙祭了。

  “保育工作即家庭工作。儿童寝室及床铺虽然简陋,尚可足用,但是儿童必须的被褥,确实太可怜了。我们8年中未曾添过一条褥子,棉被已经破烂不堪再用,仍然不得不用它使孩子御寒。”智澄在自己的教育总结上说,“当此国家财政万分拮据之际,我们只求儿童不至受饿而已,无论经费如何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。”

  

1946年,学校没有粮食了,常吃的菜是豆腐渣。智澄四处求告,当地一位绅士被他的精神所感动,送了不少黑面粉。一家米厂也送来碎米,但米几乎有一半沙子。那段时期,不仅苦涩的黑面馍也从三节变成了两节,就是碎米稀饭也很难按量供给了。

  其间,国民政府屡屡拖欠西教院的款项,智澄虽竭力奔走哭告,却始终无法解决难题。一次,心急如焚的他对孩子们说,如果政府再不拨款,我就带你们去延安!这样的话,在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说的。后仍无计可施,智澄悲愤莫名,服安眠药抗议呼吁。幸好发现及时,得以抢救。当时,很多孩子都守在床前,不断地呼叫着“智妈妈”,害怕他从此一睡不醒。看着久久没有效果,忽然有个同学模仿一位老师的声音叫他的字:“镜如!镜如!”这时才看到他的眼睛慢慢睁开,当他看见周围都是一些孩子,便微微地笑了。

汉中解放前夕,西教院发生经济恐慌,智澄把印尼华侨商会赠送的黄包车卖了买回40袋面粉,补助难童伙食。随后,为了保证孩子吃饭,智澄只好精简人员,而精简的第一个,就是他的妻子李林徐老师。之后李林徐带头离院去宝鸡谋生,再也没有回到院里。

到四十年代后期,很多西教院学生求工无着,智澄心急如焚。他只有申请批准添加职业班,让找不到工作的孩子能继续在西教院里生活。他说:“除仍令其继续上学外,实无法亦不应予以不合理甚至不人道之处置,这个严重问题,现在已经摆在我们眼前,如何解决?只有上帝指导。我们相信这些孩子,并非命中注定‘不应该读书’或‘就应该流浪街头’。”

“我们要决心用我们最后的努力,为解决这一严重问题而挣扎,以求良心上之安慰!”  永远的怀念半个世纪前的数千名西教院学生如今大多已七旬高龄。他们中有驻美洲、欧洲等国的国家大使,有闻名海外的诗人,更有数不清的科学家、艺术家和工人,但却没有一个作奸犯科的。他们都实现了智澄所希望的,“成为未来建国的人才”的教育目的。

而且,在抗战期间,在智澄的爱国感召下,不仅有励伯侯等老师投笔参加抗战,西教院的90多名学生,毕业后也都先后加入抗日的洪流。

而那些当年的学童,一提起智澄院长,无不视为再生父母。

  

1948年冬季的一天,南郑学生申芙蓉抱着孩子在街上看热闹,无意间见到两年未见的智澄。遂兴高采烈地拉着他到照相馆照相。

他们来到天兴照相馆。这个照相馆正是李庆禄当学徒的照相馆。当时,李庆禄觉得自己很没出息,想出来跟老师打招呼,却又有点怯,直到智澄照完相从相馆走出,他才追悔莫及。

他把申芙蓉与老师的合影均多洗了一张。其中,智澄的一张半身像,还被他特意放大珍存。如今,这张照片已成他对智澄永远的纪念。

 

1950年,智澄服毒自杀,时年48岁。关于他的死,至今说法不一。西教院学生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教授路励真回忆,解放后,军管会发通告要各单位的负责人前去汇报运转情况,恰巧一个军管代表是前些年从西教院离开的职工,曾对智澄有些不满,便声称要举报他的“贪污”。“智澄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,可能是受不了,就选择自杀。”

很多西教院学生都无法接受智澄贪污这种说法。靳世垣说:“为了孩子吃饭,能以自杀方式来向政府要钱的‘智妈妈’,会在新中国到来的时刻贪污吗?这无论如何是对一位爱国教育家的诬蔑。”

  

智澄死后,1955年他的遗孀也故去,那时,他们的儿子智一标刚刚工作,而智一桐还在念书。

  

近半个世纪以来,由于种种原因,智澄湮没无闻,直到改革开放之后,才在西教院学员的声声怀念中,走到了人们的面前,也才让人们得以了解一个爱国教育家在那个时代作出的非凡举动。

  

1987年,“一代师表智澄院长纪念碑”立在了凹口寺,现在的汉中社会福利院的智澄墓前。十多年后,他的一尊半身铜像也从海外送回汉中,安放在了他生前工作的地方……  本报记者 潘京

  

(感谢多位原西教院学生及薛仲元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)来源:华商报  2007年10月12日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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